从另一方面观察，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又拥有世界上任何法院都不敢梦想的、法律的超级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脱离案件事实而对法律进行一般性解释（例如：就某一法律制定若干条实施意见），可以通过一般性解释而扩张、限制、补充和制定法律。
对公众关注的案件，要提高透明度，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政治安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教育、道德教化，改进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工作，让全社会充满正气、正义。所谓专业化，是指由正规化职业化的社会治理队伍，运用专业化的标准规范、技术手段进行社会治理，以最小的治理成本取得最佳的治理成效。第四，加快推进职业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80]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81]。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政法单位开展工作，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在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上，要加快建设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统筹研究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调解、仲裁等工作改革方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服务更加便捷[32]。这就像语言学认为的那样:作为每个具体情境中的言语(parole)需要作为结构的语言(langue)来保证语言系统的可理解性;同时,作为结构的语言,也只有在每一次言语的具体应用中才会显示出自身的约束性功能。
即便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判决某个当事人败诉,对于其行为赋予非法的否定性评价,但做出这个否定性评价的裁判活动本身,却一定是在合法这一面。一旦发生纠纷,这些异质的规范之间就会发生抵触和排斥。按照社会系统论的说法,经过从运作到运作的反复迭代,系统会在运算的运算的二阶信息控制过程中表达出一种稳定的本征值(eigenvalue)。所以,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不是行动,也不是行动的规则,而是运作——即社会性的沟通(Kommunikation)。
合法/非法这个代码,从结构层次上保证了法律系统运作的封闭性。在发挥稳定规范性期望的功能上,道德、宗教、法律都发挥着降低社会过度复杂性的选择功能,因而都是解决同一个社会问题的功能等效项。
表面上,与分析法学、纯粹法学等法律实证主义的主张相比,系统论法学似乎并没有什么高见。期望结构的类型,会随着社会子系统的不同而不同。对于合法/非法这个区分而言,合法与非法这两个面是不对称的,合法是里面,非法是外面。那些担任程序裁判者的角色,是把无数匿名的第三方以社会虚构的方式带到了程序之中。
虽然系统内部对环境的认知性状态可以改变,但是系统的规范性取向却并不会改变。内容摘要：一旦把法律的基本单位重新界定为法律运作,必将引发法律基础理论的范式转变。在此,可以看出,基于区分观察自创生等理论的第四代系统论对于系统运作的描述,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对意识活动过程的分析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卢曼认为,只有社会同时演化出以下两项制度性成就,才能让法律系统与全社会的其他社会子系统分离开,以实现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和自主性。
所有的子系统,都需要处理当期望面临导致失望的事件时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合法/非法是斯宾塞-布朗《形式的法则》中所说的那种形式(form)。
当然,在规范之间的事前选择机制缺位的情况下,还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那就是双方不是基于事前的规范而是基于现实考虑,采取退后一步自然宽的妥协,这就是所谓和稀泥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全体,整体,或者又被黑格尔称为系统的东西,就是世界的一,就是绝对。
所谓法律系统的功能,正在于对社会沟通的期望结构加以稳定。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中,对外部世界首先加以悬搁(Epoch),这使得人们能够从朴素的自然态度跳转到反思性的哲学态度,因而,不再是把外部世界加以理所当然地对象化和客体化,而是关注意识系统内部基于内时间意识的意义构造过程。但是,系统论法学独具慧眼的地方在于,其认为法律就是法律这个套套逻辑凭借一套绵密复杂的社会技术展开为真实的社会运作。那么,法律系统作为全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如何同时实现运作封闭和认知开放的呢?或者,它是如何运用系统/环境这个区分实现了系统的自我维持和动态变化的呢?另外,与传统自然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和法社会学相比,系统论法学对法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崭新刺激呢? 系统论法学是从功能和结构入手来回应这些问题:从功能来说,对于全社会而言,法律系统以独特方式处理全社会在时间维度上的难题,集中承担了一致性一般化规范期望的稳定化的功能;从结构来说,法律系统运用紧密关联的代码和纲要作为自创生的要素。由于法律系统总是在环境中运行的,而系统统一性的维持,必然是不断与环境区分开的活动。沟通是社会系统的最小单位,是在社会系统内不可分解的最基本要素。
合法/非法这个代码作为一个基本框架,可以赋予某个社会沟通以正值或负值的评价。由此,系统论法学以其独辟蹊径的方式回答了法律是什么的问题。
三、法律系统在代码和纲要层次上的封闭与开放 系统论法学认为,仅仅从稳定社会规范期望这个功能的角度,还不足以充分解释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性以及法律系统从全社会分出的现象。因而,法律运作的封闭性就体现为规范性封闭。
凯尔森动态体系中通过规范生产规范的过程,哈特通过第二性规则来识别第一性规则的过程,都包含了对规范(规则)的自我再生产特性的深入描述,体现了规范(规则)的封闭性。尤其是当社会演化出由第三方参与解决纠纷的程序时,零星的规范性期望就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甚至在整个社群中获得了以规范性期望态度对这些规范期望加以支持的力量。
这方面,最极端的情形是,只有演化出能够针对国家机关的对/错判断权加以 对/错评价的二阶机制,整个社会才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当对正确/错误这个区分的使用本身施加是正还是误的评价时,也就是运用真/假(wahr/unwahr)这个代码对基于正确/错误区分的知识展开二阶观察,科学系统才能从日常知识中分化出来,并形成封闭运作的自创生系统。同时,由这一网络,又生产出要素;(ii)把这个机器在空间中构成为具体的统一性。这样的话,法律系统就成为自说自话,与社会的环境无关的纯粹形式化系统。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开始运用系统/环境这个区分观察世界。与此不同,系统论法学主张,法律系统是运作封闭的。
贝塔郞菲的《一般系统论》就是开放系统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这个理论为自我指涉机制已经非常强大的引擎又添加了一部涡轮发动机
用卢曼本人的话来说则是:自创生系统,不只是自组织的系统。系统论认为,所谓信息,就是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声称的产生差异的差异。
法律系统在演化出稳定规范性期望的功能和合法/非法代码两项成就以后,尤其在系统结构上出现了代码和纲要的分化后,就具备了规范封闭和认知开放的所有条件,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和系统分化也就成为现实。一方面,意向活动离不开意向对象,所以,胡塞尔有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的意识的著名断言;另一方面,意向对象也离不开意向活动,针对意向对象的这种外部指涉总是发生在意识内部,受到意识活动内在结构性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在化约失望所导致的社会复杂性上,虽然两种复杂性化约机制相互对立和排斥,但是二者又具有功能等效性(funktionales ?quivalent)。每个沟通则由信息、告知和理解三个成分构成。
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革命。早期系统思想,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运用整体/部分这个区分,认为系统是由元素构成的,元素的性质和元素之间的关系,则是由整体决定的。
这进一步说明,对于法律系统的分出而言,仅仅是法律的功能特定化尚不充分,还需要补充上代码这个结构。凯尔森动态体系中通过规范生产规范的过程,哈特通过第二性规则来识别第一性规则的过程,都包含了对规范(规则)的自我再生产特性的深入描述,体现了规范(规则)的封闭性。
期望结构就是这种本征值之一。第一个学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老师稍加思考后说:你是对的。
